离那股“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带来的中国热浪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像近年许多来去匆匆的潮流一样，在中国这块拼命吸吮的巨大海绵上，拉美文学也留下了它所能够留下的痕迹。但这并不是说浪潮已随波而去，其实真正的咀嚼才刚刚开始。今天不加区别地谈“拉美作家”，将失之于浅薄；然而，仍有一些重大的共同命题值得我们三思。
命题之一即“作家的自由与责任”。
政治干预艺术的历史阴影似乎使我们厌倦了这种讨论，但是作家作为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尤其是文化意义上的大时代——的姿态，又使我们时时与这个命题相撞。
西班牙文中有一个词叫“compromiso”，它的内涵好像比中国语境中的“社会责任感”更丰富。除了意味“责任”、“信约”外，它的动词还可以表示“卷入”、“牵连”、“冒险”等等。在拉美，人们经常提及这个词，围绕它也有过许多可供我们参照的争论。
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位大师，我们已经不失机会地译介了他一篇又一篇的作品。但是，当他最初被介绍给我们时的一个细节——穿着哥伦比亚白土布农民服领诺贝尔奖——似乎仍像一个未被彻底解读的符号。应该静下心来多读几遍他在瑞典文学院的演讲。他严厉地质问授予自己文学最高奖励的欧洲：“为什么在文学上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我们的独特风格，我们在社会变革方面的艰难探索却遭到形形色色的猜疑而被加以拒绝呢？”加西亚·马尔克斯卷入他生活于其中的苦难大陆。古巴爱国者何塞·马蒂曾说过，“祖国就是那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就近看到的人类。”一个以人学为天职的“人文主义者”——像今天的说法那样——不可能对自己的祖国无动于衷。加西亚·马尔克斯1986年与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有过一场关于“作家责任”的激烈争论，前者明确表示：“不管怎么说，我是个负责的作家，我把责任分成两种，第一种是对故土的责任，第二种是对人们的幸福所负有的责任。”
阿根廷人胡利奥·科塔萨尔以擅长写现代派风格的短篇小说享誉世界文坛，他的著名长篇小说《跳房子》被比作拉丁美洲的《尤利西斯》。这部小说已在中国译出并出版，它的名声会引起中国文学界的注意。但是我想，这位拉美现代派作家的另一部作品也许迟迟不会受到注意，那是一本80年代问世的散文集，题目叫《尼加拉瓜，你这酷烈中的温柔》，大多数是他在将近10年的跨度里，几次冒着纷飞的战火深入尼加拉瓜内地访问的印象记和随感。他用一个优秀作家所拥有的最热情的语言描写了一场革命中的人民，他们的宗教生活、艺术创造，他们的理想、感情和英雄主义精神，其中一些作品仍然娴熟地运用了荒诞派手法。在书的扉页，我们能读到一段醒目的文字：“本书的著作权完全归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人民所有。”为了支援尼加拉瓜人民在结束战火之后的重建家园计划，科塔萨尔在一篇题为《新尼加拉瓜》的散文里呼吁国际援助，他在文章的结尾写道：“尼加拉瓜人不会向你们要任何东西，但他们不能阻止我替他们要求，我怀着敬意和爱心替他们要求，他们的勇气，他们以自己的行动为我们苦难的拉丁美洲所提供的历史经验，使我产生了这样的敬意和爱心。”科塔萨尔不仅“卷入”了，而且“冒险”了。科塔萨尔的政治色彩不是美术上的败笔，也不是音乐里的不协调音；相反，我们因此看到了一个更加饱满的人，因为美感与正义感在本质上是同源的。
也许更有借鉴意义的是30年代的一位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这是一个具有鲜明独立人格的艺术家。他是革新西班牙语诗歌语言的先锋，但在“世界文化中心”的巴黎，他从未盲目追随流行的先锋派艺术，他曾企图用“塞萨尔·秘鲁”作为自己的笔名，这是一个值得回味的象征行为。巴列霍是一个感情和语言上的革命者，但不是一个政治家。他对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始终有自己的独立主张。在一篇题为《艺术与政治》的杂文中，他提出，艺术家必然具有政治敏感，但是，艺术家的真正使命不是直接参与政治，不是筑街垒、蹲监狱，而是唤起人们新的政治敏感，是给人性增加新的政治原料。艺术家的政治作用不一定显示于第二天，而可能显示于几个世纪之后，“否则还要这些精神大师干什么呢？”巴列霍被人们称为写尽了“贫穷”的诗人。他写过这样一段诗：“我这一副筋骨属于别人；也许我曾偷了它们！我所给予自己的，或许曾分配给了他人；我想，假如我未降生，另一个穷人将端起这杯咖啡！我是个卑鄙的窃贼……我无地自容！”巴列霍的独立性并没有妨碍他以最本质的方式对“人”负责，与“人”有约。这个约定是人与他人的原初约定，原罪就来自于约定的破裂，而拯救人于堕落的也正在于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团结。这个思想已经是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思想了。实际上，这样一种责任意识在拉丁美洲根基深厚，它的确可以追溯到原始天主教神学思想。
在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的思想里我们可以读到这种意识。墨西哥当代哲学家塞亚提出了代表第三世界思想的“拉丁美洲哲学”，他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人总是对他所处的环境以不同的方式负责，貌似纯客观、纯科学的西方主流哲学其实掩盖了强烈的排他性意识形态。在人们喜爱的歌曲里我们也可以听到这种声音：“我只请求上帝，不要让我对苦难无动于衷……我只请求上帝，不要让我对不公无动于衷……我只请求上帝，不要让我对战争无动于衷……”。
热爱自由是人最美的天性，追求自由是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品格。但是，最热爱自由的人其实是最不自由的人，正是对自由的酷爱使他们与他人有了约定，使他们受到了责任的约束。伪自由意识在强权时代依附于伪政治——即少数人的利益集团政治，在纸醉金迷的时代，又成为逃避责任的美丽托辞。
